在这座裸城里，有超过八百万个故事，但似乎越来越只有一个：一个反乌托邦式的反戏剧，讲述科技如何被武器化，用空洞的连接和繁荣承诺来对抗日益壮大的底层阶级。约书亚·Z·温斯坦的《我活着》（Here I’m Alive）——他自2017年的《梅纳什》（Menashe）之后的第一部长片——被无尽滚动带来的冷漠所诱惑，将纽约的几个片段拼凑成一幅简洁却引人注目的马赛克：性工作者、囚犯和社交媒体明星，他们彼此交织，却从未抬头看过屏幕。

最终呈现的是一部时长76分钟、低成本、以纽约为背景的《木兰花》（Magnolia），堪称超常态化时代的典范：一部日常剧情片，它并非论证“手机=坏”，而是力图追踪那张无形的算法之网，正是这张网络重塑了我们看待和体验世界的方式。这部名为《我还活着》（Here I’m Alive）的影片，其片名灵感源自电台司令乐队（Radiohead）的经典之作《白痴舞曲》（Idioteque）中的一句歌词（这首歌堪称末世狂想的永恒杰作）。影片中为数不多的说教片段也印证了这一点，这些片段犀利有力，足以传达其信息。例如，影片以一段像素极低的YouTube视频开场，采访对象是科技乐观主义亿万富翁马克·安德森（Marc Andreessen）。但随着韦恩斯坦的镜头拉远，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大量Discord上的自杀信息。看来，将我们的未来托付给硅谷，或许并非我们那些思想领袖所宣扬的万灵药。

电脑桌面属于一个名叫马约拉（夏安·加拉格尔饰）的男人，和韦恩斯坦电影中的大多数角色一样，他其实是扮演他们的演员本人的虚构版本。马约拉是个心地善良的广场恐惧症患者，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闪闪发光的电脑终端旁，而不是离开公寓（或者穿上衣服）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破解亚当·柯蒂斯的视频，并向其他狱友提供友善的帮助，其中一位狱友正威胁要自杀。这部结构松散的电影以地球上的一个夜晚为时间节点，最终将以悬念迭起的高潮收尾，同时也引出了影片对互联网与现实生活之间脆弱关系的深刻剖析。

影片的另一处，对于我这几千年来对互联网运作方式的理解来说，显得有些令人费解。一位名叫克丽丝塔莉（克丽丝塔莉·菲格罗亚饰演，真实而迷人）的年轻女子，一边在塔吉特百货公司打工，一边直播TikTok约会节目（？？），在节目中她会面试各种各样的潜在追求者。韦恩斯坦的全景式拍摄手法并没有给出太多解释，但即便不了解背景，也能感受到克丽丝塔莉地位从低到高的转变带来的冲击；当她向社工求助时，她脆弱得无以复加；但当电话铃声响起时，她却发现自己也处于了类似的权力地位。至少在现实世界终结她的表演之前是如此。

影片开头，一位委内瑞拉移民工人给克丽丝塔莉和她的朋友送来了食物。韦恩斯坦和联合编剧布莱恩·珀金斯惯用的重叠叙事手法，在其他人抱怨外卖迟迟未到时，镜头跟随送餐员离开了场景。他名叫埃迪（埃迪·托雷内格拉，韦恩斯坦在亚特兰大中心的一家Chick-fil-A餐厅看到他后选中了他），一些正在准备餐点的员工从社交媒体上认出了他，他正努力让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来美国和他团聚。FaceTime表面上让他更容易参与到孩子们的生活中，但任何和他六岁的儿子通过电话的人都知道，这只会让他的缺席更加令人难以忍受。

影片中，一个略显轻松的转折是，它还向我们介绍了TikTok网红艾米拉（艾米拉·德斯潘饰演，她现在出演Bravo电视台的《纽约新生代》，但在这里她更像是一个幻影）和菲利克斯（卡莱布·祖兹加饰演），一个年轻的“甜心宝贝”，他坚信自己只要打一针丰唇就能找到一个能让他梦想成真的“爹地”。也许他真的能做到！尽管菲利克斯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（而且这种天真确实不少），但《我还活着》最精彩也最引人深思的地方，恰恰在于它对菲利克斯成功观的探讨——这种成功观既荒谬又近在咫尺，令人垂涎。

这种矛盾恰恰契合了这部电影的主题：它致力于在大都市的科技统治下，将“一切，无时无刻”的感觉具象化（借用一下启发这部电影的Radiohead乐队的歌词）。韦恩斯坦冷静的观察风格，以缓慢的镜头拉近城市，使其近乎二维化为标志，在新成功的衡量标准面前，传统的向上流动观念显得过时。这种感觉贯穿了影片精心设计的音景，巧妙地将丰富的环境噪音与20首独立音乐人的原创歌曲融合在一起，并通过蓝牙音箱和过往车辆组成的网络在影片中播放。如同构成韦恩斯坦马赛克式人物生活的那些人物一样，这些音乐既饱含深情又错综复杂，但当算法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时，它们又很容易被忽略。这部充满活力、包罗万象的影片暗示，未来依然充满希望，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人将我们简化为数据。